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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发展的主线及新增长动力分布——复旦大学教授石磊在我校演讲摘录
日期:2016-06-23     【信息来源】宣传部     作者:石磊
 

今天演讲的主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发展主线”,一个是“新增长的动力分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主题很明确,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报告涉及的问题比较多,面比较大,点也比较多,但这些都集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条主线上。

为何以“全面小康”为主线

这主要是基于两个背景。一个是五中全会本身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做了一个利弊分析,实事求是地承认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当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主要还是针对中国自身的。第二个背景是五中全会报告对未来中长期发展,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核心任务和可创新的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的分析把握,都是比较全面的。

基于这两个背景,我们该怎么去把握五中全会?面很大,如果不作主旨分析,难免会因为面大而难以集中。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六大报告的表述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提法,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用“全面建成”?因为建设是一个过程,建成是在时间底线确定的情况下必须达到的一个目标。是全面,不是局部;是全国,不是少数人;是城乡全体居民,不是城市;是各个地区,不是东部。这就是“全面”两个字的真实含义。是“建成”而不是“建设”,时间节点为2020年,给予我们的时间只有五年。

大家可能有疑虑,为什么一定要框定在五年期限之内,使我们感觉时间上非常局促。按照两个百年的长期发展计划,到2020年,中共成立100周年,我们要向全党、全国人民拿出一份答卷,这份答卷不一定很完美,但这份答卷必须在最基本的方面令全党服气、全民公认。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指的是什么呢?

基本方面主要是四个方面: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百姓健康。如果生产没有发展,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就业率下降,社会问题增加,结构刚性化,显然背离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很难说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当中得到了体现和分享。

如果没有社会文明,徒有经济增长,以牺牲社会文明为代价换取增长,恐怕也不是我们改革发展的初衷。如果没有百姓健康,那我们要这样的增长又干嘛呢?正像总书记去年春天在社会调查中讲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换取高增长。”健康就是基本的民生,与民生健康相关的领域很大,公共服务很多。所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条主线,中共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给了一个框架性的定义。三中全会做了明确的布局,五中全会把它作为未来“十三五”发展的主线加以落实。

 

五中全会“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

五中全会“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可以归纳为11个方面:1、中高速经济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4、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加快提高;5、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6、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7、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8、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9、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10、制度更成熟定型;1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这11个方面如果我们都能够付诸实施,很好地落实,今后的事就好办得多。我选择其中几个目标简单地解读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目标任务,“中高速经济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不错的目标定位,但这是一个有压力的目标定位。前一个翻一番问题不太大,因为他是以2010年为基数,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年,这五年已经完成了将近60%。而剩下40%再多用五年的时间大约年平均保持6.5%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实现GDP201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所以这个压力不是太大,尽管目前经济仍然处在下行调整当中,但6.5%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有压力的是第二个翻一番,因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不是简单的增长问题,而是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能否实现重大突破的问题。GDP再翻一番,是否一定无条件地保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再翻一番?这是两回事。涉及到收入分配体系的问题,如果0.460.47左右的基尼系数没有实质性的下降,即使全国总可支配收入翻一番也并不能够保证城乡居民人均翻一番。分配严重不均意味着改革开放成果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均等分享,这就违背我们党发展的宗旨了,这就涉及到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了。即使收入水平上升了,但是没有公共卫生、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本医保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我们也不可能很自信地说就居民可支配收入也翻了一番。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的因素远远多于经济增长再翻一番的因素,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目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决定》没有说贡献比率有多大,因为这个数据是动态的,很难给出一个确切无误的数据。这个增大怎么理解?这跟前面讲到的收入分配水平的提高是正相关的,没有收入水平提高就不可能有消费增加。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的提高又倚仗其他种种相关条件。比如,说百姓消费型内需不足是完全由于钱少,这不是事实。反言之,有钱就一定能够扩大内需吗?我需要的东西你有没有?我需要的安全可靠的东西有没有?所以与其更多地扩大内需,不如把我们工作重点放在影响内需的相关因素上,如何改善我们消费环境,提高商业信誉,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让我们有钱消费、敢消费,能够均衡消费、持续消费。要真正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涉及到这么多具体的问题。

我们再看第七个目标任务,“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面脱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这个怎么理解?贫困可分成不同类型:第一,静态指标的贫困;第二,动态指标的贫困;第三,相对贫困;第四,绝对贫困。

目前我国静态的绝对贫困人口是7150万,多不多呢?绝对数不小,但相对数不大。因为13.6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对应7150万绝对贫困人口,贫困比例是不大的,在世界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最低的。但是我们还要动态地看,即使把现有存量当中7150万绝对贫困人口的贫困解决了,也照样有可能另外一批人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或由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生活陷入危机,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们脱贫的任务不仅仅是针对这7150万,还要针对两个问题。

   一个是7150万以外的相对贫困人口,比如上海绝对贫困的人口不会太多,但有相对贫困的人群:日子过得很紧巴、收入水平低于上海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平常消费,有没有?有,全国这种情形更多。尽管报告中没有直接用“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个词,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所区分。

   另一个是贫困的因素很多,解决贫困问题时要把任务分解,做到时间分解、任务分解、区域分解、类型分解。这四个分解如果到位的话,到2020年,不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哪些特定的领域还存在遗留问题,但在总体上,至少不会因为贫困而导致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这个目标产生质疑。

   第十一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的进展”。国家治理问题是大国的一个难题,对于中国而言,大国治理涉及到几个具体问题: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最大多数的人平等地、有效地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是大国治理要解决的一个福利均衡的问题;如何基于国家长期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和转型的难题,结合国家制度建构的大目标,落实依法治国的框架问题;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过去30多年没有能够解决遗留下来又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建构良好、廉洁、积极向上、引领社会文明与进步,适应人类文明走向的文明体系。

   五中全会所包含的11个方面的目标任务,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对未来长期发展起基础性作用的主要领域,所以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值得注意。

五大发展主题

   要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条主线,没有理念上的突破不行,这些突破集中在五大发展主题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一、创新,过去一讲到创新,许多人的理解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但是五中全会的报告里讲,创新包含理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创新体系的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政策创新等等。

   就理念而言,试想,如果科技创新没有理念的突破,恐怕我们始终走不出投入大产出小的怪圈。以高校的科研经费为例,一方面,教师申请到科研资金不容易,另一方面又担心经费花不了,这叫结构性问题,就是过剩与短缺同时并存。我们科研资金真的过剩吗?显然不是,那为什么会显得过剩呢?这恐怕还是体制问题。我们是不是仅仅靠大投入就一定能够带来大产出?显然不行。五中全会《决定》里面强调要有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机制,最终走出一条投入不多,投入的主体多元化,社会创新、企业创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原始与集成创新,国家投资、社会投资相结合的道路,这样的创新就是科技进步体系的创新。

   二、协调,协调所涉及的内容是中央在2003年提出的,当时主要是针对“城乡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与自然的冲突越来越显著,增长与发展越来越不一致,国内开放与对外发展越来越不协调”这五大问题。当时针对这五大问题提出了“五统筹”。其中重中之重是城乡统筹,2003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效果不错。增长与发展也需要协调,增长讲的是GDP、或者是人均GDP,发展包括增长但不限于增长。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健康、文明、协调、可持续,它还涉及到人口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人类健康的保障和全民族健康水平的提高,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农业的安全,教育的发展,这都叫做发展。所以发展的概念显著地宽于增长的概念,当这两个不统一的时候,极有可能是有增长无发展,高增长低发展,得不偿失。

三、绿色,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上,两型社会的提出与建构,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结合对自然环境控制力度的加强,结合对干部考核指标体系的改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如何围绕“小康社会全面建构”这条主线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这又涉及到很多政策上的创新,体制的深化改革,干部考核指标进一步完善,以及全民对资源环境意识的强化。   

   四、开放,对外开放要深化,不仅仅是把东西卖出去,中国的货币要走出去。要想走出去,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加大国际投入、国际直接投资的力度。一个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应该相当地提升,因此大家已经注意到这几年,国家领导人为了推进开放层次的提高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为什么非常重视跟英国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贸易,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两大主题都希望从英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获得突破。

   有了经济增长实力,有了国际话语权的强化,有了金砖国家及其他种种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就使得我们比较顺利地使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这个货币篮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以未来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开放,以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以开放促进贸易。

   五、共享,一方面是共享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我们用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宏观分配体系使资源真正被全民分享?特别是我前面讲的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本医保、基本社保、基本就业、基本住房、环境保护、食药安全、文化基础设施等,都应该惠及绝大多数人。2007年新医改以来,全国城乡大病统筹这一块已经达到90%93%,尤其是农村的基本医疗,已经可以报销70%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这个成效仍然不足以让我们减轻压力,未来还有一些新增的问题,所以这就涉及到社会发展不能简单地靠政府的财政来解决,我们要通过依法合法地纳税,依法合法地征管,让宏观收入有效地、可持续地增加,来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涵盖的福利共享问题。  

常态化中实现高速增长的新空间

   讲了这么多的压力,那么繁重的任务,缓释压力的可能有没有?有。完成任务的空间存在不存在?存在。那么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动力在哪里?传统的增长受阻之后,同时呼唤新增长的空间与动力,这在世界产业进步史上是个规律。

首先在产业领域当中,一类是服务业,分为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综合服务业三大类,哪个更重要?综合服务业。既服务生产又服务消费的服务业叫综合服务业。综合服务业一旦跟互联网融合嫁接,就叫做现代综合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物流、财务咨询、科技咨询服务。现代综合服务业有强烈的网络效应,而且降低了物流成本,降低了销售成本,把整个环节变得很简单,压缩了消费体验、购买过程等等。

第二,资源环保产业才刚刚起步,对增长的贡献将持续地上升。1786年欧洲发生第一次工业危机,国际贸易的发展、造船工业的发展以及航海服务业的发展受其影响。1825年欧洲的农业危机导致城乡一体化、加速道路的建设,加速农业内部的产业升级。1874年的工厂危机,导致影响至今的两大工厂创新,一个是泰罗主义,一个是法约尔主义。泰罗主义就是科学主义管理,法约尔主义就是法人治理结构。19291933年大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在此之前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1972年的石油危机,导致1976年之后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和五大产业的创新,特别是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航空航天、信息产业和金融衍生品五大领域。

   当我们都在讨论环保重要的时候,都在讨论资源压力在增大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我们的创新就由此开始。所以上个月财政部在山东开了个会,主题就一个,总结山东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这个机制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以此为基础来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加大“十三五”期间财政深化改革的力度。

   过去一讲到资源环保大家都约定俗成地说这叫做公共事业,言下之意公共事业政府掏钱、政府赔钱,赔钱在所不惜。凡是靠赔钱做的事都是不可持续的,政府掏钱难道就一定要赔钱吗?有没有盈利空间?有没有盈利的可能?这是一个机制设计的问题。上海做了一个成功的尝试,南汇老港生物发电厂本来是令政府头疼百姓郁闷的生活垃圾堆放厂。老港人民就恼火了,说你政府怎么不放在政府广场放在我们家门口算什么?政府想,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老百姓饱受其臭呢?于是引进设备、政府投资、吸纳社会资本,这就是PPP。成效非常好,政府投资的额度并不大,社会资本进来非但没赔钱还挣了钱,发了电还可以卖,这叫化腐朽为神奇,变垃圾为资源了。

   这就是体制创新。面对问题要真正研究问题,不是长期纠缠于这些问题本身。研究清楚以后看国际上有没有成功的经验。这个PPP我们主要借鉴了英国、新加坡的经验。只要在世界某一领域当中有解,我们就极力地去求解,如果我们体制政策机制上存在障碍,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克服这个障碍,这就叫深化改革,有针对性地改革。

   从资源环保产业获得成功的案例来看,未来这个空间很大,因为岂止是资源环保?去年12月份以来,中央财政连续多次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在一系列水资源保护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环境改善工程、民生改善工程四大领域当中,基础投资大规模增加,其中不完全靠政府中央财政投资,有一部分是社会资本参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在当中。

   第三个增长空间比较大的领域就是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将产生巨大的产业关联效应。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不仅仅是个能源问题。科技创新有两种。一种是过程创新,一种是产品创新。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是产品创新,你发明了一个专利,改善了一个产品,或改善某一个产品的功能,这都是创新,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过程的创新。过程创新强调是整个供应链的创新,很多产品很多企业都在一个供应链当中,一个供应链创新就是整体型的创新,就使得创新的成果能够被整个供应链所分享。

   第四,互联网、物联网系统和系列衍生品与生产生活的全面融合嫁接,正在颠覆式地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无论你喜不喜欢,你无法回避,与其回避这个现实,不如积极面对这个现实,让它发展得更可持续、更健康、更稳定、更安全。

   第五,对生物产业的需求将全面上升。别的不说,我们只说生物医药这一项。人类医学刚刚进入第四个阶段不久,就是生物综合靶向治疗。仅就资本市场来说,资本市场如何集中来支持实体经济当中的生物医药领域?这叫大健康行业,也叫做健康金融。我们需要金融创新,但金融创新不等于过度地衍生,搞衍生品。过度搞衍生品说到底就是搞以钱生钱,把钱从实体经济当中赶出来。中国的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货币从实体经济当中退出来。温州就是个典型,马克思早就讲过了“高利贷资本盛行的地方必是产业资本衰弱的地方,因为高利贷资本徒有资本剥削的方式,没有资本生产的方式。”

   第六,中高端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将快速地成长,引领我国产业体系的结构升级。工业技术的升级、制造业整体水平的升级,制造业供应链本身的改善,这三大领域将构成产业技术科技创新的隐形,比如它的需求。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很多没有形成进口替代,所以未来的空间很大。会带动材料工业、信息工业、装备制造工业、能源工业的发展,要带动农业的发展,也会大大增加就业,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街区发展。

   第七,新材料工业初显优势,民用、军事、工业,未来的领域空间巨大。

   第八,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体系将成为成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在发达国家,传统汽车线已经全部停掉不做了,能转移的全部转移出去了,能卖的全部卖掉了,要做就做新能源新动力汽车。看起来讲的是汽车,实际上是在整体地改变传统装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也和材料行业。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九,区域增长极的功能将逐步强化。区域增长极就是一对一的城市,过去我们把城市当做增长极,但仅仅靠一个一个分散的城市还不够,要靠城市群。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东部为主的道路,造成了世界两大城市群在中国,一个是长三角,一个是珠三角。目前,第三大城市群正在生存发育,就是环渤海湾城市区,国家布局赋予了其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带动华北、东北地区的整体产业发展。第四个城市群就是成渝经济区(成都和重庆),虽然目前效果不是很好,但设计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加强两地之间,以及沿线城市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借鉴长三角合作的经验。第五个城市群就是西咸经济区(西安和咸阳),及其附近的微型城镇。第六个城市群叫做兰白西(兰州、白银、西宁)。目的很明确,就是以这三个城市为主形成经济体系,把东部、中部改革开放发展转型发展带来的效果,逐步延伸到新疆。

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希望,我们把它具体到产业增长空间,制度创新的空间,科技进步的空间,和地理资源的有效分布的空间,相信至少在“十三五”期间,如果我们做得好,前两年也许客观上仍然会处在下行通道里面,但后三年会逐步地进入上行调整。调整主要是调结构,下行主要是指增长,上行也主要是指增长,所以整个五年当中,调整结构的任务是始终如一的,但五年当中分为2+3两个阶段。如果国内体制改革、深化改革不止足于当前,如果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如果国际没有发生严重影响中国增长率发展的外部冲击,这三个条件如果都没有发生的话,2+3是可能的。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是可以期待的。(本文根据石磊教授2015129日在我校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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